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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小说的话是先要向原作者取得翻译授权然后
时间:2019-09-09

  翻译小说的话,是先要向原作者取得翻译授权,然后再和自己想要投稿的出版社联系吗?

  翻译小说的话,是先要向原作者取得翻译授权,香港马会资料大全,然后再和自己想要投稿的出版社联系吗?

  如题。请问是否有好心人知道这个步骤?我只是猜测应该先要联系原作者取得他(她)的授权哈。。。多谢!还有就是,联系原作者的时候应该是直接和他(她)本人联系吧?通过他(她)的英...

  请问是否有好心人知道这个步骤?我只是猜测应该先要联系原作者取得他(她)的授权哈。。。

  还有就是,联系原作者的时候应该是直接和他(她)本人联系吧?通过他(她)的英文书的出版社联系似乎不太直接?

  (俺滴核心问题不是问如何翻译,而是想知道,到底是先直接联系原作者,还是联系出版社啊?)展开我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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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翻译的质量过硬,获得出版社或杂志社采用,他们会帮你联系版权,一般会成功。

  个别例子,原著作者不同意,打死也不同意。万分之一的可能,几率极低,我没遇到过。

  兰德斯以其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经验和体悟,于2001年撰写出版《文学翻译实用指南》(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下称《指南》)。该书获得文学翻译界诸多好评。中国大陆正值翻译硕士专业(MTI)草创之际,于是将其遴选入“翻译硕士专业(MTI)系列教材·笔译实践指南丛书”,并位居榜首。

  该书以类似漫谈的笔法,基于作者的经验得失,结合具体案例,内容所及,大至签订翻译合同小至打理翻译工作台,为一般文学译者或有志于文学翻译的读者,展示了如何成为一位成功文学译者,如何有效解决翻译过程中所遭遇的语言、文化结点甚至印刷错误等问题,如何从签约到出版顺利完成一部文学译著等方方面面事宜。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迄今不可多得的文学翻译指导性读物,其宝贵经验能帮助文学译者少走不少弯路。但鉴于其论及文学翻译具体问题的浮光掠影性,以及对文学翻译某些问题认识的个人性等原因,笔者认为,它并不适合用作翻译硕士教材。

  第一部分为“基础篇”(The Fundamentals)。兰德斯首先点明,“热爱”乃是从事文学翻译的根本内驱力,并阐明文学译者不同于新闻记者、广告人等文字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它类别翻译,以及文学译品生命的有限性等独有特性。然后,他谈及文学译者主打外语语种的选择、翻译选材、投稿方略、应对不良翻译批评的方法、翻译授权、翻译流程等问题。作者还专辟一节,现身说法,详细向读者展示自己做翻译一整天的活动,很有趣,也很有借鉴启发意义。

  第二部分“技巧篇”(Techniques of Translation)。这是全书的重心所在,内容涵盖文学翻译的作者导向与目的语读者导向、文学翻译的文化属性、翻译单位、语域与词句选择、笔调把握、文学翻译的风格、文学翻译中的注释、方言处理、特定时代性词汇空缺处理、双关语翻译、粗俗语及色情描写翻译、标题翻译等问题,旁及文学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关系问题,也涉及诗歌、非小说类纪实文学、戏剧、儿童文学等文体翻译,同时还言及印刷错误处理、间接翻译、译者与原作者的互动、修改定稿、投稿出版等相关议题[3]。

  第三部分“运作篇”(The Working Translator)。内容论及文学译者工具,如百科全书、词典及其运用;开展翻译工作的空间打理和日程安排;开展文学翻译的必要开销、翻译稿酬定位等;翻译合同签订及版权等相关事项。

  一是宏观过程完备,涵盖文学翻译工作整个宏观过程,如准备、选材、合同签订、翻译具体操作、发表出版等。二是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文学翻译参考资料选取(包括单语、双语词典;纸质、光盘、在线词典;综合百科全书)及其使用方法、疑难杂症处理、翻译中文化空缺因子的注释方式、翻译过程中向原作者讨教的利弊得失、双关语及方言等的翻译与处理、粗亵语及色情描写翻译策略、翻译改稿要求及方式、翻译投稿方略等。三是有不少有见地之论,如文学翻译是艺术,在本质上是主观的(Pvi)[4];文学翻译是在实践中做出来的(P13);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周旋(P72);翻译风格之存在势在必然(P91);标题/书名翻译应切题、抢眼、好记,并能激起读者好奇心(P143)等。

  由上观之,《指南》一书非常丰富,也很具有实用性。不过,该书在理论结构、文学翻译理论认识等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偏颇。这里简要予以总结陈述,以供感兴趣的同道讨论和指正。

  虽然《指南》第二部分“技巧篇”涵盖甚广,但若以教材的要求审视之,其明显不足是理论不系统,论述欠深入。

  其理论不系统表现之一,是文学翻译基本问题涵盖不周。诸如文学翻译的本质论、意义论、审美论、主体论、风格论、方法论、过程论、翻译批评等核心议题,作者并没有给读者一个系统的提炼和讨论。而其中有的核心议题虽稍有涉及,却零敲碎打,表现为很重的感悟性,论述不深入。如关于文学翻译本质,作者在“前言”里有提到文学翻译是艺术,在“技巧篇”里有谈到文学翻译的文化性;关于文学翻译的风格,作者于“技巧篇”的“翻译中的风格”(Style in translation)中有相对专门的讨论,但就译者风格之成因,作者主要限于翻译决策与取舍的习惯性,却未能从语言与创作的特性剖析;关于文学翻译的方法论,在“技巧篇”的“动笔前的决策”(Decisions at the outset)中只简要谈及原作者导向/译文读者导向、翻译单位、改编等;关于翻译批评,作者在“基础篇”里更多只是以戏谑的笔调谈到如何应对负面批评(bad reviews);至于文学翻译过程,兰德斯也基本止于宏观层面,于微观的有助于直接指导译者如何下笔的源文分析解读、转换、译文再生的过程,除若隐若现地体现于某些葡英翻译例子中外,则是语焉不详。相反,许多虽然有价值,却相对而言属于细枝末节的东西,作者却花了不少笔墨,譬如语域与词句选择、文学翻译中的注释、方言处理、双关语翻译等。

  其理论不系统表现之二,是内容编排有较多随意性。虽从总体看,全书编排结构逻辑明晰,但具体到论述内容的编排,则未必如此。这里主要以“技巧篇”为例简呈之。

  从章目看,作者先言“动笔前的决策”(涵盖内容较芜杂)、“文学译者真正何所译”(从文化角度讨论),其后便是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与原作者如何互动的问题,接着又言及翻译中的风格、文学翻译中的注释方式。而后紧接两部分,作者又讨论起诗歌翻译、其它类别文学翻译(包括非小说类文学文体、戏剧、儿童文学)。完后,作者再转而谈论双关语、印刷错误、方言的翻译。然后又是“文学翻译中的特有问题”(涵盖内容较芜杂)和“陷阱与对策”(讲普通词语在特定语境的迷惑性、称谓不一等问题)。再然后是标题翻译、粗亵语与色情描写的翻译。整个你很难明白作者这样组织章目材料的逻辑理由。按常理,至少应该是或从大到小/从小到大,或先分后总/先总后分,或抽象到具体/具体到抽象等。

  内容编排随意性的再一点就是,有的内容归属亦有不当之嫌。比如,第14页最后一段开始至17页第三段,宜另设小标题“翻译选材”,而不应置于“多少门语言?”(How many languages?)(即译者可以选几门外语作为自己的翻译源语)之下。第32页第五段(For all but the most experienced translators…)到34页末,不宜置于“翻译授权”(Permission)之下,而应另设标题如“动笔之前”之类,因为这部分段落交代的是下笔翻译之前如何读解源语文本、如何事先扫清障碍等事宜。再一例,“文学翻译中的特有问题”下的“挖掘言外之意”(Working with subtext)与前两小节讨论的英语中词汇空缺问题不搭调,相反,倒是与“动笔前的决策”名下的“把握原作笔调”(Using tone in translation)更有亲缘关系。

  《指南》中还存在一些关于文学翻译的认识上的争议,如理论与实践关系、译者之所译到底是原作者还是源语文本、源语文本可解性等问题。

  兰德斯提出来一个质疑:欲事翻译,一个人有必要懂多少翻译理论(P49)。他还说,尽管自己并不反对理论研究,但与理论研究者却非同一道上的人(49);读一辈子理论文章也难保能做得一手漂亮翻译(52);文学翻译已够难的了,(理论家们)别再执意添乱也罢(54)。

  作者的质疑和见解看似很在理也很有鼓惑力,并在世界上赢得阵阵掌声。这跟谢天振教授讲的一件事颇有些类似:一次国内翻译研讨会上,有人批评说现在一些搞翻译理论的人的本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文章写得人家看不懂,此话一出,博得一阵颇为热烈的掌声(谢天振,2008:9)。

  巴西学者保罗·布里托(Paulo H. Britto)对兰德斯的观点就颇有同感,并说,读兰德斯让人意识到文学翻译是何其的有趣,这一点是那些视翻译为强暴的理论家们所体会不到的(Britto,2001: 260)。该书“导读”中亦有类似话语,“纯粹探讨翻译理论的书,搞翻译的人大都不看,看也看不懂……真正的翻译家似乎都不大有兴趣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技巧……”,“《文学翻译实用指南》是一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不谈理论、不卖弄术语的翻译著作……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原来不去啃那些生硬蹩脚、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如海市蜃楼般远离实际的翻译理论……不光是可以而且还能够很好地从事文学翻译。”(朱振武,2008:1-5)

  但兰德斯“欲事翻译,一个人有必要懂多少翻译理论”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事实上,做文学翻译的,如果不感兴趣,的确无需钻研翻译理论,正如作家未必非要懂文学批评理论;但不懂理论一样可以做好文学翻译,却不能因此反过来作为理论无用的证据。这就如拿万千年来不懂胃肠运动原理照样吃饭消化,来否认研究胃肠运动原理的价值一样荒谬。

  说“读一辈子理论文章也难保能做得一手漂亮翻译”更是似是而非。首先,搞理论的未必不会做实践;其次,有的做理论的人文笔可能的确不太好,这并无可厚非,因为人的才性有别,有的长于逻辑思辨也有的长于形象思维,且精力有限,专攻重心不同。有人非要做翻译,要么是希望获得第一手经验,要么可能是对自己定位不准。但同样,这并不能作为读理论无用的证据,更不能成为轻视理论的理由。有谁皓首穷经地海读文学名著然后欲跻身翻译理论家之列,或海读翻译理论著作而后欲跻身文学翻译家之位,那是自己犯糊涂,而不是文学名著不中用,或翻译理论误人子弟。

  至于翻译理论研究“添乱”之说,更是因为言者埋头实践,理性思考不足,对文学翻译行为及结果之广泛社会历史性和社会历史意义不真正了解,被突然间“冒出”的林林种种理论学说搅混了头,加之自恃翻译上有过人经验,于是超越本分,强己所难,说出来这番“糊涂”话。而且,兰德斯这里还有以偏概全之嫌。他拿了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抵抗”(Resistance)翻译策略来斥责理论家“添乱”,一是误读了“抵抗”的真正意旨所在,二是拿韦努蒂做了翻译理论研究者的一般代表,殊不知译学理论界很多人并不完全赞同韦努蒂的见解。想想我们可否拿鲁迅欲“别求新声于异邦”或为保存原文的“精神和力量”而推崇“硬译”(陈福康 2002:289-307),便推而广之批评中国五四前后的作家兼翻译家都持这意见呢?

  书中不曾直接讨论原作者与源语文本关系问题。作者是在讨论文学译者翻译活动所涉直接对象时,有意无意而又理所当然地将这一对概念在实践上等同化了。作者说,人们往往理想地期望,译者与作者(或源语文本)和读者(最终产品,译语文本)之间维持一种大体等距的三角关系(P50)。但实际上这种等距不可能,因此,兰德斯建议一个更确切描绘三者关系的线形图:“作者——译者——读者”(P51)。

  初看之,这似乎并没什么不妥:译者要么靠近原作者,要么更倾向译文读者。但是,译者到底是在翻译源语文本,还是在追述原作者创作意图呢?且不言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死了”(Barthes 1995: 166)之论,只需从文学翻译实践活动观之即可明白。译者并不直接面对原作者,即使对方伸手可及。关于原作者的种种研究甚至是原作者本人的种种意见,的确可对解读某一文本有莫大帮助,但那终究只是参考资料,译者最终依托和评判是非的,仍只能是源语文本。其理由是,一个文本一旦付之读众,便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原作者除拥有知识产权外,便失去了对它的绝对话语权,而只有解释权。且即便是作者的自顾解释,读者也可以和可能不予理会。动辄拿作者本意如何如何来支使作为译者的读者,便落入了新批评(New Criticism)所说的“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蓝仁哲 2006:683)的陷阱。因为,构成源语文本的语言符号系统将言说其自身,译者尽可参阅一切外在资料,但其最终决断却须回到文本语符系统本身,并藉此进行意义再生和再创作。受外因左右,偏离该语符系统,会致使篡改源语文本;若是接受原作者无意尤其有意的偏离性阐释甚至某种删改意见,则是与作者共谋,对源语文本某种程度的改写。所以,兰德斯将作者与源语文本两者等同使用,不仅是概念不清,更是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在理念上无明所致。

  源语文本到底有多神圣庄严?我们承认,的确有作品博大精深,让人可能难以一时尽解其意。而一般所谓无以“穷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两种语言的某些不可通融性导致的无可奈何,如回文、双关、语词空缺等,但另一方面则可能问题出在译者身上。

  作家才华广博、浅疏有异,超乎世间的大作家毕竟凤毛麟角。拿到一个作品,我们就以为竭尽所能无以穷尽,是我们认识上出了问题。作家的想象能力,作家对存在世界的描写,对世态人情的刻画,对人物心理的揣摩,作家的谋篇布局能力等,并非读者/译者高不可及,更多只是一般读者未能先期想到。我们无限抬高源语文本,其阅读误区往往在于,我们不是就文本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进行互文阐释,而是一心意欲追寻“原作者”的“意图”。这样一来,即使一位懵懂女生的日记小说,也可能让译者觉得高不可攀。因为作者的意图闪现于其创作状态下的心理“黑匣子”里。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就源语文本符号系统本身进行阐读,则多半会发现它到底是可以把握的。简言之,源语文本并非高不可攀,很多时候是我们有意无意将它神秘化了。

  综上所述,《指南》一书融汇了作者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经验和感悟,它能较直观地帮助文学翻译爱好者对文学翻译工作树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许多经验能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某些见解也可以让他们对文学翻译有一些初步认识。